《靜默之身》讀書會系列活動的最終場，我們邀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黃華彥老師，以「受苦的身體：障礙男性與陽剛氣質研究」為題進行專題演講，共計有超過50位夥伴參與。以下為講座概要，期待能為相關議題的後續探討提供理論與經驗層面的對話基礎。
從疼痛到受苦 傳記中斷與社會成因
演講首先釐清 suffering（受苦）與 pain（疼痛）的差異。「疼痛」多停留在肉體感官層次，（社會）「受苦」則深刻牽動個人生命經驗與傳記的「中斷」（disruption）。當疾病或災難降臨，無論突發或漸進，皆可能對個體的日常常軌造成劇烈干擾，使其原有的生活技能失效，並伴隨社會身分的流失與人際連結的瓦解。受苦經驗因此具備深刻的社會成因，交織著種族、性別、階級、年齡及各式資源分配制度。將視角推進至「障礙男性」此一主體時，我們便必須檢視性別化的社會期望與權力結構，如何形塑並加劇了他們在身體失能過程中的受苦經驗。
病痛與障礙的交會 跳脫單一損傷的劃界政治
順著受苦的社會性，講者進一步梳理障礙研究與病痛研究的交會，藉此探討學界與社會如何界定受苦的主體。一方面，醫療人類學提出 disease（生物醫學上的疾病）與 illness（主觀的病痛經驗）的區別，挑戰傳統社會學將生病視為「暫時性病人角色」的預設，指出當代慢性病痛的高度不確定性已無法套用單一的痊癒軌跡。另一方面，障礙的社會模式觀點亦明確區辨出 impairment（損傷）與由社會制度排除所構成的 disability（障礙）。
這兩個領域共同揭示出受苦的社會建構本質。然而，理論的發展並未完全消除實務上的分類困境。講者提醒，當我們過度依賴特定的疾病或損傷類別（如肢體障礙、心理社會障礙）來界定受苦經驗時，便會衍生出嚴重的「劃界政治」。例如，社會常套用「工傷」的現成腳本來解釋男性的肢體損傷，再將女性的情緒失調歸因於性別角色的必然結果。如此僵化的分類法容易導致群體間的壓迫經驗被孤立看待，甚至在障礙社群內部形成依據損傷程度或類別的權力位階。單一的醫學診斷或損傷標籤顯然無法涵蓋受苦的全貌，分類上的侷限為後續引入「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概念提供了契機。
解構陽剛氣概 性別腳本 特權代價與資格剝奪
為了分析上述提及的性別化結構，講者提出一個核心的理論解構公式：「性別腳本（script）＋ 男性身分的特權（privilege）與反特權（under-privilege） ＋ 規範性男性氣質霸權計畫（hegemonic project）」。
陽剛氣概缺乏純粹的生理天性基礎，其本質是一套社會預先寫好的「性別腳本」，強制要求男性在不同的生命階段展演特定的角色。這套腳本帶給男性「特權（紅利）」的同時，也索取了相應的「反特權（成本）」。男性擁有免於夜間性暴力的安全感，卻必須為了維持這些紅利支付高昂的心理與生理成本，嚴格抑制自身的脆弱性。這一切皆受控於一套持續運作的「規範性男性氣質霸權計畫」，其核心在於「控制」（control）與排他性，具體表現為外向的運動圖示、對物質與他人的支配，以及對插入式性行為的預設等等。當男性因疾病或損傷失去對身體的控制力時，建立在此公式基礎上的陽剛權威便會遭到根本性的打擊。
Raewyn Connell 的研究還指出，陽剛氣概呈現複數且充滿權力位階的型態。除了佔據頂端、預設健全異性戀身分的「霸權男性氣質」外，尚有支持父權體制並從中獲益的「共謀男性氣質」、因種族或階級受限而處弱勢的「邊緣化男性氣質」，以及因性傾向不符主流遭排斥的「從屬男性氣質」。講者在此特別釐清，墨菲在《靜默之身》中自我定位的「邊緣性」，其實更貼近 Connell 定義下的「從屬」邏輯；當障礙男性失去對身體的支配力、高度依賴他人照料，甚至失去主流定義下的性功能時，他們在父權社會的凝視下往往面臨「不再被視作真正男人」的危機。
交織性的雙重圖像 本書的經驗與局限
在前述的權力網絡下，交織性概念展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圖像。第一種是「優先、基本主義乃至化約主義」的圖像，強調在面對極端處境時，個體會將疾病或障礙的單一壓迫經驗置於絕對核心；這種將複雜身分化約的傾向，在形塑被壓迫者的集體意識、建構群體政治認同等過程中具備實質作用。第二種則是「相對自主、相互構成或多向度」的圖像，致力於描繪現實世界中多重壓迫的同時運作。例如，經濟弱勢的底層男性可能被迫參與戰爭，最終在戰場遭遇身體損傷，此視角揭示了障礙的形成往往是既有社會不平等交錯疊加的直接後果。
《靜默之身》一書呈現出此兩種圖像的交會：它既寫出墨菲成為障礙者後壟斷其感知的巨大受苦經驗，也觀察到障礙與階級、種族等壓迫形式的結構性耦合。不過，講者亦提醒我們保持批判意識，看見作者受限於白人中產學術菁英位置的局限性。
多重受苦與結盟
繼障礙男性與陽剛氣概的理論梳理後，提問環節將討論連結至台灣的本土脈絡與微觀的個人經驗。針對障礙者（不分性別）的「依賴性」議題，講者認為陽剛氣概對控制慾的執著，確實使障礙男性的受苦歷程帶有高度的性別化特質；然而，整體社會文化對脆弱性的集體恐懼，導致所有障礙者皆難以發聲。因此，社會亟需練習表達脆弱的能力，並營造更多涵容脆弱的場域。
此外，一位跨性別女性障礙者現身分享，具體講述了其面臨的多重歧視與邊緣處境。講者將此視為多重受苦加乘的具體展現，並以歷史經驗闡述數十年來台灣社會性別框架的逐步鬆動。不論是解構霸權陽剛氣概的單一標準，抑或是打破健常主義的預設，我們都需要在不同的受壓迫群體中尋找盟友。或許唯有看見彼此受苦的獨特性與共通性，社會方能逐步鬆動僵化的支配腳本，創造出肯認及包容差異的共生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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